一种人口约70万的独特群体，身份标识引发关注

2018年秋季，温州科技职业学院迎来了3079名新生。在报到不久后，一位名叫卢思贤的学生成为了校园中的焦点，原因竟然是他与众不同的身份证。在身份证的民族一栏上，他的身份标识是“三个字：穿青人”。在中国56个民族的名单中，找不到这一称谓，令人惊讶的是，在三千多名同学中，只有他一个人具有这样的身份。回到其故乡贵州，像卢思贤一样拥有穿青人身份的人并不少见。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约有67万人自报为“穿青人”，这一数字相当接近70万。他们并未被认定为单独的民族，因此身份证的标识与其他人截然不同，这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故事呢？

在贵州西北的毕节地区，有一个勺窝乡被誉为“穿青人第一乡”。这个小乡镇总人口约为3.3万，其中九成以上是穿青人。2014年6月，记者去到这里探访，发现新建的房屋墙面涂成青色，房顶上搭建了五显坛，门牌上赫然写着“穿青人家”。乡里的文化广场也十分热闹，巨大的山魈雕塑高耸入目，穿青人将山魈视为图腾，崇拜着五显神，许多家庭都设有祭坛。每年从九月到腊月，他们会举行一次传统的“跳菩萨”庆典，也称为庆坛。

穿青人的传统服饰非常独特，女性们通常将头发梳成三把发髻，并佩戴大勾耳环，身穿分为三节的衣服，袖口短小，更是不缠足。这样的传统如今在一些地方已渐渐淡去，却在偏远地区依然保留着。当年，织金县的张成坤老人仍清晰地回忆起小时候在堂屋中供奉的五显神坛。如今，梳着三把头发的祖母也向后辈讲述：“这是穿青人的神。”几十年过去，这些当地人的记忆依然鲜活。

其实，穿青人的称谓并不算新鲜，早在1664年，吴三桂平定水西之后，民间的木刻本《水西传》便将穿青与彝族、苗族等并称为“九种夷蛮”。而在之后的《镇宁县志》中，穿青人则被记录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关于“穿青”这个称呼，地方志中提到是因为他们的衣服主要是青色，旨在与被称为“穿兰”的汉人区分开。而周边的邻居对他们的称谓更为有趣，彝族称他们为“白皮肤的汉人”，还有“吃蛇的汉人”、“大脚汉人”等，然而最终都以“汉人”作结。在这些邻居的眼中，穿青人与其他汉人有些许不同，但这种模糊的身份认同反而成为了之后讨论的关键。

再来看人数的变化。1954年，穿青人在普查中自报人数为24.8万，到2000年，这一数字增至约67万，接近全省总人口的1.7%。在将近五十年的时间里，穿青人的数量几乎翻了两到三倍。此外，愿意在表格上标明自己民族身份为“穿青”的人并没有减少，他们大多数分布在毕节地区，其中织金和纳雍两个县的穿青人超过一半。

在贵州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开展人民代表大会及民族区域自治，必须明确各民族的身份，以落实相应的政策。1950年，中央调研团抵达贵州时，提到数十个民族，当中不少群体与周边汉人生活方式相似，却希望被认定为少数民族。而在其中，穿青人数最多。

民族识别工作是由费孝通开展的，包括两个步骤，首先分清楚谁是汉族，谁是少数民族。确定少数民族后，再研究是否是单独的民族或其中一个民族的分支。穿青人最初被认为是汉族的一部分，其原因与语言、文化、生活方式等多个指标有关。不过，穿青人对此并不接受，认为自己与汉族有着独特的身份。

在1955年的调查中，调查组经过长时间的走访，最终得出的结论是穿青人是明代汉族移民的后裔，如今属于汉族。而调查中发现的穿青方言，也与早期江西、湖北和湖南的方言有联系。虽然有许多家谱和墓碑显示着他们的祖籍在江西吉安府庐陵县，但这种归属未得到广泛认可。穿青人们坚持认为，在与周围汉人及其后裔的交往中，他们在文化上早已形成独特的差异，最后甚至导致了自我认同的变化。

虽然在当时，为了维护民族团结，穿青人被允许在身份证上填写“青”作为其民族成分。然而，族人们对此并未完全接受。1981年，贵州重新开展了关于未定民族的身份认定，1985年的报告得出不同的结果，认为穿青人应被视为单一少数民族，而不是汉族，但这个报告并未被批准。至今，学术界对穿青人群体的身份仍各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他们为贵州土著群体，也有学者主张他们是明代的移民后裔。